小说《夜鸣郎》-一个人的英雄

　　我家老屋堂庼的板壁上有一个约一寸大小的方形小孔，小时候我问家里人这个孔是怎么来的，大人说，那是从前日本佬到我家时用刺刀留下的。当时在家的人躲藏在楼上的一个暗仓里，老屋没有窗子，只有从天井照进的光，房里很暗，日本佬不敢进去搜，找不到人就放火烧屋，日本佬点了火刚走，恰好十多岁的二叔回了家，见状将一箩谷倒在火上，将火压熄了。

　　日本兵在我的家乡祸害了很多年，我的父亲、二叔都曾被日本兵抓去做过童工苦力，父亲后来告诉我和兄弟们，日本话“大八哥”是说纸烟，“摩列西交”是打人；二叔给日本兵做苦力回家时，还带回了几个日本佬酒瓶，那些酒瓶中的最后一个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用来装菜油后被小偷拿走了。

　　我听说过许多日本佬的故事，有我父亲讲的，也有家里或者村里其他人讲的。如果说的是乡里其他村庄的故事时，讲故事的人什么都说，会讲到日本佬是怎样的残暴怎样的丧尽天良，而如果说的是我们自己村庄的故事时，则只说当年日本佬在村里闹下的笑话，或者是谁家怎样很幸运地躲过了一劫，从来都不会主动地说日本佬烧杀淫掳，即使是因说别的事而说到某个被日本佬祸害了的绝了后的人家时，也只是一句很简单的“一大家子，十几个人，硬是让日本佬害完了。”至于这家人被日本佬害完了的具体情节，任凭你怎样的追问，再也不会说出半句。

　　这些讲故事的是我的亲人或者族人，将这些故事的具体情节告诉我应该是不需要什么忌讳的，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闭口不谈呢？我想，理由可能有两个，其一是日本佬为害他人时，尚存的亲人和族人早就躲藏开了，对于具体的细节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就无从说起细节；其二，自然就是不愿意揭开尘封已久的那份伤痛。然而，当有一天我听到我写在《夜鸣郎》中的门口坂发生的那个真实故事时，我才明白事实不全是如此。

　　我的亲人和族人们不愿意说出那些事的真正原因：不知情是有的，不想揭开别人的伤疤也是有的，而更为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心中有愧。在发生那些事的时候，他们没有不顾生死地和日本佬拼一回。在很多时候，他们会对自己对别人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柱香。”在许多时候他们也会“打不赢咬也要咬一口”，而面对日本佬时他们又确实没有去和日本佬拼命，没有去争那一口“气”，他们心里不想承认是因为怕死，而把当时的情形说出来又只能说是他们怕死，而且他们也确实怕死。谁不怕死呀？好死不如癞活呀。

　　我一定不会说我的亲人、族人、乡人们在外敌入侵时就没有一点反抗。这种反抗乃至杀死日本佬的故事尽管不多，但终究还是有的，而更能让我联想连篇的是曾经有一个小队的日本兵在我的家乡失踪了，神奇地失踪了。

　　这便是我的亲人、族人、乡人们在外敌入侵时的行为，我想把那些久远的故事记录下来，在完成了小说《混沌泉》之后，又花了整整三年业余的时间，写下了《夜鸣郎》这篇小说。

　　小说以“爱”开篇。主人公三瘌痢对生活充满着爱，他爱自己的女人、爱自己的孩子、爱劳动、爱生活，而且因为性格倔强使得他的爱更加热烈而固执，他要用他的爱创造自己一家人的美好生活。然而，日本佬毁了三瘌痢的现实和理想，在三瘌痢和更多同村人眼前，日本佬肆无忌惮地强暴了三瘌痢心爱的老婆火凤。

　　毫无疑问，三瘌痢是不能容忍自己的眼皮底下发生这样的事，他要去拼命，但是，三瘌痢的反抗被村里人拦住了。好汉不吃眼前亏，面对拿着快枪杀人不眨眼的日本佬，三瘌痢的反抗确实是在做无所谓的牺牲，而更让村里人感到可怕的是担心三瘌痢的行为会引起日本佬对全村人的报复。

　　三瘌痢继续准备报复，邀请遭遇日本佬强暴时跳水而死的杏莲的丈夫根宝，根宝却因为死了老婆就要续上被日本佬糟蹋过小姨子在沾沾自喜，根本就不想报仇的事，邀请明秋和二喜两个同村人一块打日本佬，明秋和二喜都愿意，但三瘌痢很快就遭遇到明秋的老婆圆圆和二喜的奶奶厌婆的漫骂。三瘌痢为了自己的复仇不影响到村里人，在外面搭了个茅屋住到了旁边山，还把直接的复仇行为转换成帮助邻村财主武长安，武长安的三个儿子都是中国兵军官，正带着兵在打日本佬。很快，三瘌痢的愿望又破灭了，武长安的二儿子武训虎借抗日之名为非作歹，又因怕死而自伤回到了家里，并对日本佬大献殷勤。但无论如何，三瘌痢报仇的心思始终不变，总在做好准备等待机会，终于，在一个偶然的时候，三瘌痢一个人悄悄杀死了十二个日本佬，之后住回了村里，并对任何人隐瞒自己杀日本佬的事，做了一回一个人的英雄。

　　小说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九斤对家乡对生活也充满着一种“爱”，他爱自己的村庄，他也想为村庄的兴旺而出自己的一分力，他爱生活，他辛勤劳动，爱占小便宜，他希望自己的家庭能人多势众又家道殷实，却因为他只是一个小房的长辈，且曾经被抓去当了“好男不当兵”的兵，从而在村庄的长辈之中“英雄无用武之地”。日本佬来了，其他的长辈们怕事都退缩了，九斤却怀着心里的小九九做起了保长。九斤要用自己的才能保护村里人，九斤还要通过做保长而兴家置业。九斤想小心翼翼地通过努力达到自己的目的，但九斤不明白中国人与日本佬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是不带任何温情的。到后来什么都没有得到，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而且还赔上了他最喜欢的小儿子的一条命，九斤只能悲惨地选择自杀。

　　电视剧《亮剑》、《狼毒花》的收视率很高，我很喜欢剧中的英雄人物，其民族豪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看电视是一种大快人心的享受。写《夜鸣郎》的时候，我也曾想把三瘌痢写成李云龙那样的大英雄，在想像中让时间到流到那个曾经的岁月，也精神上享受一番手刃强盗的快意。但我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夜鸣郎》的主人公三瘌痢不是战场上的兵，而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不是土匪，也没有那些特异功能般的枪法和功夫。三瘌痢的抗日是一种自发的无组织的活动，是一种受压迫受欺凌之后必然的反抗，并且这种反抗的前提是保护自己。完全可以想像，如果说当年鄱阳湖边的三瘌痢们和《亮剑》之中的李云龙一样抗日，则鄱阳湖边可能会发生另一起南京大屠杀。三瘌痢可能真的成了大英雄，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三瘌痢的英雄做得很窝囊，心爱的女人在自己眼前让强盗们糟蹋了；躲藏在古树洞里时，数步之内是完全有把握一击毙命的日本兵，却不敢动手而只能给日本佬撰几个外号；刚刚邀请两个伙伴一块打日本佬，别人家里就上门找麻烦来了；想找接近日本佬的机会报仇，却差点成了帮日本佬做事的汉奸；认为武长安家的儿子都打日本佬的兵，找上门去帮人做事，却又帮了回到家想做汉奸的武训虎。

　　好在三瘌痢最后还是成功了，一次是帮着陶队长他们，扔了两颗手榴弹，不知道炸死了几个鬼子，一次是用蘑菇实实在在的杀了侮辱过自己的一小队日本兵。

　　谁都明白，当年如果没有李云龙式的英雄，仅仅依靠三瘌痢们是不能将日本强盗赶走的，但我却对李云龙与三瘌痢同样的敬重。如果在这两者之间一定要选择一个更好，我可能会选三瘌痢。虽说李云龙是军人是勇往直前是豪情万丈，而三瘌痢是百姓是小心翼翼是左右顾虑，但做李云龙需要条件，中国人不可能人人都是李云龙，而做三瘌痢是人人都能做的，于生活之中做一个英雄更难。

　　在想着对自已的小说《夜鸣郎》说些什么的时候，恰好是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也就禁不住把英雄、金牌、三瘌痢、运动员等名词混淆起来，想把小说《夜鸣郎》和北京奥运会联系起来说点什么。

　　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的体育健儿们夺得了五十一枚金牌，这实在是大出我的意料，奥运会开幕之时，我猜想中国的金牌数比雅典多那么十块八块的就足够了，而最后的结果却是多出了许多。从这届奥运会，我们完全可以得出一句广告词所说的结论：中国人，牛。

　　得到许多金牌，说明中国人确实有能力，但北京奥运会的这些金牌的内涵却还是在叙述着一个曾经的对中国人的评价：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因为在这些金牌之中，没有一块来自那种不是单个成绩叠加而是须要相同配合须要协作完成的集体项目，比如排球，比如篮球。

　　处于集体人群中个人的从众与开创是中国人需要解决的一个意识问题。我认为，更多的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喜欢走向两极，要么一味从众，做个普通人，要么孤注一掷的开创，立下的志向是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从众者别人怎么做我也怎么做，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决不去做那出头的椽子，不仅自己不去创新，而且会苦口婆心地劝说别人不要那样，或者背后说坏话告黑状，成为创新者善意的或者恶意的障碍，很少有人心甘情愿地做创新者的维护支持者（青少年除外）。而有人因为“宁为鸡头”而“不为牛后”要做个开创者时，就想像着自己是秦皇汉武，是唐宗宋祖，就几乎不去考虑从众，根本就不会想着自己要去适应群体，为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踩着别人往上走，还拿出“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即便是成了英雄，那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三瘌痢要报仇，心里记挂着不能给村里人带来祸害，始终牢记自己只是集体中的普通一员，守住自己的“众”，再去自己的“创”。如果中国的集体球类项目的“巨星”级运动员们像三瘌痢一样，降低一下自己在球队中的那种想像的高贵身份，在配合好别人的基础上再让自己“星光闪烁”，或许才能走得更远。

　　写出个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心里很有一点飘飘然的成就感。尽管知道自己的小说写得不好，却还是不愿说敝帚自珍的话，同样因为有自知之明，也就不好意思去孤芳自赏。心里想着把自己的小说给读者朋友们作点介绍，就只能作“王婆卖瓜”之态了。自话者，自夸也。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帮助和关心我写出《夜鸣郎》师友们，其中尤其要感谢杨廷贵先生和张一瑛先生。杨廷贵先生给了我许多指导，说文学作品中不能出现丑陋与丑恶，还对汉奸九斤的形象提出建议，所以在写到三瘌痢最后杀死日本佬时用毒蘑菇下毒，而最初的构思是按照三瘌痢给日本佬所取的外号施以相应的惩罚，那样就显得三瘌痢的行为太残暴了。张一瑛先生曾对小说《夜鸣郎》寄予厚望，两年前就在《鄱阳湖》报上提及，还对其中“寡嘴们的欢喜事”一章亲手批改。如今，二位先生因病相继辞世，不能再对《夜鸣郎》提出宝贵意见，成为我心中永久的遗憾和伤痛。